死亡，是永恒的话题。与之相应地，遗嘱作为一种重要嘱托，传递着对家人最深的惦念。不少人谈“死”色变，只有生命堪虞时，才会想到立遗嘱。而日前发布的《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2年度）》（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生前订立遗嘱已成为很多人的选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遗嘱对自己的财产进行规划。
家人省心，自己安心。受访者表示，生前早立遗嘱可按自主意愿处分个人财产，简化继承人财产继承手续，避免财产纠纷，不让“身后事”变“麻烦事”，对维护家庭和睦、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同时，随着人们财富持续积累、受教育程度和法律意识不断提高，财富观和生死观发生相应转变，呈现出立遗嘱人年轻化、财产多元化、遗嘱个性化等新特点，对遗嘱管理和相关法律法规健全完善也带来了新挑战。
“让家人省心，让自己安心”
(资料图)
两年前，46岁的王足妹（化名）订立了一份特殊的遗嘱——将名下的房产、存款等财产留给两个外甥女。无配偶、零子女，一想到独自在北京打拼多年却“后继无人”，王足妹就无比焦虑。
网络上、现实中，因遗产处置不当亲人变仇人的案例比比皆是。王足妹姐妹众多，她不想姐妹因钱离心，更不想带着遗憾离世。“中国人自古有‘向下传承’的传统，趁着身体健康、意识清醒做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家人省心，也让自己安心。”王足妹说。
面对生活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不可控风险，如何未雨绸缪？早立遗嘱正成为越来越多人规避风险的“最优解”。根据中华遗嘱库的数据显示，订立遗嘱的人数每年在持续增长，2013年订立遗嘱人数仅为6804人，从2016年起至2022年，每年订立遗嘱人数平均在3万人左右。
订立遗嘱看似简单，实则意义非凡。白皮书指出，近年来人们选择早立遗嘱主要是为了避免家庭纠纷、简化继承手续。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关键词“遗产继承”显示，2022年相关案件量超6000件，而其中有遗嘱仍产生的纠纷案件不足12%。这一数据反映出遗嘱在减少继承纠纷、维系家庭和睦、构建社会和谐、减轻司法负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银川市国立公证处公证员徐芳为市民提供公证咨询。（新华社记者谢建雯 摄）
值得关注的是，订立遗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而成为更多年轻人的“时髦”。白皮书数据显示，近10年间，订立遗嘱人群平均年龄从77.43岁逐年降至68.13岁，订立遗嘱人群越来越年轻化，并已蔓延至“80后”“90后”甚至“00后”。
目前，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的遗嘱中，“80后”订立遗嘱总人数达到3009人，“90后”有1787人，“00后”也有357人。这些年轻群体有着强烈的自由意志表达欲，他们在立遗嘱的过程中“向死而生”，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
王壹志（化名）就是其中之一。去年清明节，这个1988年出生的年轻小伙深思熟虑后做出一个重大人生决定——立遗嘱，提前为父母和妻子做了周全安排。王壹志是家中独子，既要忙着适应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又要牵挂远在江苏老家的年迈父母，挣钱、尽孝难两全，常常使他陷入焦虑。
“在给家人写遗言时，我忍不住哭了，但在某一瞬间我又释然了。”他说，“在立遗嘱的过程中，我重新审视了过往和未来的人生，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重生。我意识到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对生命的热情和敬畏。”
“传递的不光是财富，还有爱”
在中华遗嘱库每个登记中心的门口，都有一个写着“幸福慢递”字样的绿色“邮筒”，很多立遗嘱人在完成所有法定流程后，会手书一张“幸福留言卡”，投递进去。其中，超过80%的留言都是期望与祝福，希望家人生活幸福美满、和睦相处。
中华遗嘱库上海市第一服务中心，一位老人在立完遗嘱后，准备将手书的幸福留言卡投递进“邮筒”。（受访者供图）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经历过朋友突然离世留给下一代的慌乱与琐碎，55岁的陈莉（化名）虽然身体健朗，但却早在两年前就立好了遗嘱，将名下所有财产留给唯一的孩子。她还含泪写了一张“幸福留言卡”，上面铺满自己的经历，只希望孩子少走弯路。“写的时候内心是难受的，也是柔软的。现在说什么孩子不一定爱听，觉得絮叨、啰嗦，但这才是一份更重要的遗产。”陈莉说。
王足妹也写好了“幸福留言卡”，卡片的收件人是十年后的自己。“现在的我依然期待爱情，希望能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祝未来的我身体健康、财源广进。”她笑着说。
据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介绍，遗嘱侧重于对财物进行具体安排，缺乏情感上的交流，难以实现对后人精神、文化层面上的传承和指引。因此，中华遗嘱库延伸出“幸福留言卡”“幸福留颜”“情感录像”“遗嘱宣读”“微信遗嘱”等一系列的情感服务，帮助立遗嘱人传递家风家训、叮咛嘱托和心愿安排。
“立遗嘱传承的是财富，幸福留言传递的更多是爱与温暖。”陈凯说。截至2022年，在中华遗嘱库写下幸福留言的人数已超4万人次，平均每4个人订立遗嘱，就有1个人为后人留下幸福留言。
银川市国立公证处公证员上门为一名退役军人提供免费遗嘱公证服务。（受访者供图）
如果说立遗嘱是亲情的延续，那么各种便民服务则处处洋溢着社会的温情。今年43岁的徐芳是银川市国立公证处的公证员，从事公证工作已有20年。针对高龄老人和危重病人，她和同事特事特办，利用午休和周末时间上门服务，只为他们不留遗憾、安度余生。“我接待过一个老人，立完遗嘱后三天就过世了，很庆幸我们提前上门帮老人完成了心愿。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责任。”徐芳说。
银川市国立公证处负责人张文娟介绍，为让更多老人受益，公证员们走进社区、村庄进行普法宣传，介绍早立遗嘱对构建和谐家庭、社会的好处；国立公证处每年10月为60周岁以上老人、全年为80周岁以上老人免费办理遗嘱公证。
“如果说遗嘱传递的是家庭亲情，那遗嘱公证传递的就是司法温情。除法律专业知识外，公证员还需具备足够的耐心、细心和爱心，面对耳背的老人要大声说、健忘的老人要反复说、重症病人要慢点说。”张文娟说。
内容形式不断丰富 立遗嘱面临新挑战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中，针对“继承”章节规定了六种有效遗嘱形式，即在原有的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基础上，新增了打印遗嘱、录像遗嘱。与此同时，随着公众对“立遗嘱”认可度提高，立遗嘱人年轻化、财产多样化、遗嘱个性化等新特点也不断显现。这对民众遗嘱管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带来了新挑战。
一是网络虚拟财产继承具体规定仍存空白。如今，遗嘱所指向的财产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实体财产。“90后”“00后”等年轻群体的遗嘱内容从传统的房产、存款等实体财产，延伸到“虚拟财产”，支付宝账号、微信账号、虚拟货币、游戏账号等成为他们遗嘱中常见的财产类型。
我国《民法典》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张文娟说，这一规定承认了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的民事权利客体地位，确定了网络虚拟财产的可继承性原则，但是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对网络虚拟财产继承问题的具体规定仍存在空白，需要加以探讨。
二是“公证遗嘱不再优先”带来挑战。《民法典》第1142条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改变了以往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地位。陈凯认为，这一改变充分体现了法律对被继承人真实意愿的保护和尊重，也赋予了老百姓更轻松立遗嘱的环境。但在司法实践中，因遗嘱表述不清晰、缺少必要的法律要件，或立遗嘱人签字真实性存疑，导致遗嘱效力受到质疑甚至被否定的案例并不少见。因此，在专业人员帮助下订立遗嘱，有助于减少财产继承纠纷的发生。
三是遗产管理人制度规则待完善。根据《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同时对遗产管理人应当的履行职责进行了规定。
陈凯说，《民法典》继承章节虽有大篇幅规定遗产管理人制度，但相关规定比较模糊，还有很多规则待完善，如缺乏不动产登记、股权登记、财产查明、遗产管理人就任等相关配套措施，这是人们在立遗嘱时需要面对的新难题。
半月谈记者：苏醒 谢建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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