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大明混一图》（Universal Map of Great Ming），是现今所存最早的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材质为彩绘绢本。依据图上两个关键地名“广元县”和“龙洲”等关键证据，经过多方考证后，确定此图绘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六月。原件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复制件收藏于中国航海博物馆。
《大明混一图》内主要表示明朝及邻近地区的各级居民地、山形、河流及其相对位置。居民地均以地名加框的方法定位，其框用不同颜色区别内外所属。此图绘制精美，内容丰富，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也更是一件国宝级的珍贵文物。
这幅明代世界地图，以大明王朝版图为中心，东起日本，西达欧洲，南括爪哇，北至蒙古，是我国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世界地图。
《大明混一图》第一次试图真实地展现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具体位置和形状，如明王朝的东面是朝鲜和日本诸岛，轮廓清晰，西面的欧洲和西南的非洲地区描绘得都很详细。非洲好望角的海陆线形状一目了然，非洲往北那片狭长的空间是地中海，甚至还描绘出地中海上的亚平宁半岛、巴尔干、伯罗奔尼撒半岛，还有印度，都清晰绘制。
对于部分人认为的上图所绘制的地区为印度半岛的问题，请参考上海郑和研究中心朱鉴秋教授所著《〈大明混一图〉与〈毛罗地图〉的比较研究》（https://www.docin.com/p-1345229246.html）。在文中，朱教授没有任何否定地说:“……该图以大明王朝版图为中心……西至非洲西海岸、西欧。”这一点毫无疑问、不容置喙。
众所周知，元代时期我国在地学领域上的成就硕果累累。从成吉思汗时开始，到元朝后期的一百多年，我国有不少人到过外国，他们回国后把所见所闻写成旅行记之类的书出版。如李志常的《西游记》，刘郁的《西使记》，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其中，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可以证实他最远已经到达了阿拉伯沿海和东非沿岸，而刘郁书中所记载的是从常德前往波斯朝见旭烈兀的沿途所见，他们的著作为后人对新世界的探索提供了一手的资料；唐朝时期的僧人一行就已经测量出了子午线的长度。而元朝忽必烈时期为了修订更精确的历法，许多观测人员在整个元朝管辖境内又开展了一场在世界上规模空前的四海测验和和恒星坐标观测活动，参与其中并起领军作用的是元朝著名科学家郭守敬。在他的带领下，勘测团队不仅制定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授时历》，还发明出十几种既精密又精巧的新式测量仪器；《元史》中更是直接记载，钦天监已经制造了地球仪，其中三分是陆地，七分是水域；从蒙古军兵锋直抵多瑙河开始，元朝统治了将近100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内元朝在其所统辖的区域内早已开始成体系化地勘测天文、水文、地理等；基于以上基本史实以及历史的连续性，《大明混一图》的存在并不突兀。
说到这里，肯定又会有人说郑和下西洋是在宋元前辈的探索的基础上完成的、明朝人只不过是捡了现成的东西而已。请再看上海郑和研究中心朱鉴秋教授所著《〈大明混一图〉与〈毛罗地图〉的比较研究》（https://www.docin.com/p-1345229246.html）。朱教授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他在文章中详细说明了《大明混一图》与其他几幅地图之间的关系，即不能说明《大明混一图》完全照抄自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大明混一图》的绘制更可能的是基于明朝政府的政府行为，编绘《大明混一图》的国内部分时还应用了明朝政府的现有资料。如此，真假自明！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朱鉴秋教授在《〈大明混一图〉与〈毛罗地图〉的比较研究》（https://www.docin.com/p-1345229246.html）一文中所说:“由于孟席斯的畅销书……只是孟席斯的一个‘假设和推测’，《毛罗地图》也不能证明郑和环球航行”。我认为:倘若存在有力证据去支持和证实“假设和推测”的话，这些“假设和推测”亦可被确认为事实真相。详细的有力证据可以去看我先前发布的两篇文章:《1587蒙特世界地图证明中国明朝航海舰队遍布世界各地》和《真实的证据无可辩驳--关于〈1434: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点燃文艺复兴之火〉》。所谓的“阴谋论”指的就是无证据的理论，反过来说，只要有站得住脚的证据，那所谓的“阴谋论”就是真相。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像《大明混一图》这样的在同时期优于西方人的先进海图，郑和船队的宝船才历经艰险、劈波斩浪，一次次载着不懈探索的勇士们平安地驶往海的彼方。如锥画沙，《大明混一图》诉说着历史，也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民族传统和悠久历史文化。
